我的社会思想理论
l:LANG="EN-US"> l:LANG="EN-US">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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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对一个拥有八九亿农民，数量占到总人口的l:LANG="EN-US">56%的社会而言，该社会的基层就是农民。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正处于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我们将这一进程称之为“农民市民化”。本文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人际交往 农民市民化 乡土社会 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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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ANG="EN-US">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这些现象的堆积使我们之前建构的所有关于“农民”的基本理论和假设变得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已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也已经十分明显。
l:LANG="EN-US"> 从理论意涵来说，市民化与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等术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了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1]
l:LANG="EN-US"> 相对于前述几个术语来说，市民化这个概念更具有社会学的意味，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二是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
l:LANG="EN-US"> 可以看到，非农化与城市化描述的概念内涵都没有涉及发生这种变化的主体即农民在现象之下的本质上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实质上都在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前两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l:LANG="EN-US"> 在当前的中国，农民市民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我们所处的社会正逐渐剥离其乡土性，向一个具有较高异质性、复杂性和流动性的现代社会转变。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农民，他之前所习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会产生许多流弊。一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去应付的。
l:LANG="EN-US"> 于是，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就遇到了许多难以超越的障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人际交往上。交往作为人生存的基本需要，直接显示出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的诸多嫌隙：
l:LANG="EN-US">一、交往范围的急剧扩大
在乡土社会中，文化作为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这的社会共同经验，因其
社会成员的历代不移和生活、生产活动的循环往复而缺乏变动性，长幼之间维持着亘古不变的社会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些都是构成血缘社会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乡土社会大体上是一个血缘社会。
l:LANG="EN-US"> 血缘是稳定的社会力量。“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世代间的人口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之间的地缘关系也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聚居在一块，他们“势力范围”的扩展是依赖生物上的新陈作用即生育的。也因为这种生物上的代谢作用，这个空间内的人口不会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而是相对持平。所以，不管是从社会内部的成员结构，还是从外部的空间范围来说，血缘社会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流动的社会。
l:LANG="EN-US">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与隔膜。孤立与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3]一个因血缘而实现聚居的乡土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隔离的，也可以表述为具有地方性。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在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由此造就的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迪尔凯姆所说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l:LANG="EN-US">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平素所接触的都是生而与俱的人物，就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而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4]由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言符号系统，共同的生活背景乃至生活经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于一种熟悉的、亲密的感觉，是感性层面上的社会互动，具有随意性和可靠性。
l:LANG="EN-US"> 与乡土社会相反，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货币经济与理性操控一切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5]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它们都显得务实，即把所有的品质和个性都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多少钱？人与人之间逐渐趋向于一种交换关系，犹如贸易活动中的买方与卖方。在亲密的社会中不能存在的商业成了现代社会的象征。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就是地缘。“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6]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凿的单位，可靠的媒介。”[7]在这里是理性在支配着人们的活动，需要尽可能地排除感觉和情感的因素，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以适应个体间无情斗争的事实。
l:LANG="EN-US"> 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是农民市民化不得不跨越的一道坎。这个适应过程将会是无比艰难和漫长的。
l:LANG="EN-US">二、交往方式的猝变
乡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圈里长大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要接触的人都是可以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l:LANG="EN-US">Face to face group，也就是面对面的社群。这个群体所采用的交往方式是直接的长期的交往。
l:LANG="EN-US"> 直接交往包括语言、表情和动作等形式。我们在提到直接交往时，最常想到的就是语言。语言也有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分。“在面对面的沟通中，口头语言是最常用的，而且收效最快。”[8]有人曾对乡土社会中人们闲暇时间的支配方式做过研究，发现人们从事的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唠嗑。大家坐在一起，闲话家长里短。很多国家的政策、新闻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在农民中间传播开去的。
对于乡土社会来说，书面语言（主要是文字）是不得已才会使用的工具。大家处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条路，祖祖辈辈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生活，整个过程就如同复制，后走的所踏的都是先走的人的足印，“时间里没有间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l:LANG="EN-US">[9]如此，是不需要借助文字来发展记忆的。连名字这样基本的身份表明物也是不常用的。走进一个乡土社区中，你会听到许多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类的称谓，而即便一个村子里有一打以上的“张三”，也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村里的支书干部要传达个什么事，很少会以印发文件的形式，而是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末了大家都知道了。即使中间有什么因素阻碍了信息的传递，人们会转向求助的也是可以直接以声音作为载体的电话，而不是邮递、传真等依赖文字的传播媒介。在与熟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为证“，能用说的就绝不用写的，能用做的就绝不用说的，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寻求更直接的会意。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口头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惟一象征体系。表情、动作等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具有表达力。
但是，这种交往方式放到现代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逐渐抛离一些乡土社会的习俗，譬如说生动的面对面的肢体、言语交流，而转向冰冷、机械的文字。从乡土社会中走出来的感觉敏锐的人会怨恨这种间接的交流方式，它所带来的束缚就像削足适履，把我们原本所要传达的情和意公式化、简单化，往往是辞不达意、言不尽兴。
而有由长期交往到霎时交往的转变，也给农民市民化制造了很多尴尬的困境。“‘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l:LANG="EN-US">[10]乡土社会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而在一个互为陌生人的社会中，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仅凭一面之缘或几面之交信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法律，有了契约的制定。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着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信用，一方面有法律。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大家遵从的都是礼治秩序，提倡“无讼”。人们用身内的良心而不是身外的权力去维持各种规矩。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权利与义务需要用法律来标明时，深受礼治教化的农民感到疑惑了，不解了。而先行的那套善恶评判标准也似乎不再适用了。许多在农民眼里不可容忍、大逆不道的事到了法律那里却是合法的，某种程度上司法部门便成了农民心目中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这也使得现代的司法在广大的民间不能彻底地推行，延碍了法治秩序的建立。
l:LANG="EN-US">三、交往中的心理障碍
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
“差序格局”中的农民有着个人特殊的人际交往圈子：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到最后，就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了。这种“从己往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关系，每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l:LANG="EN-US">[11]譬如亲子要孝，同胞要悌，朋友要忠信，而至于天下，孔子说要仁。但是当他极力要说明何为仁时，却又回到了“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上。他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种私人关系维持好了，就算至仁尽义了。于是，当我们面对“天下”这样一个广被的概念模糊的团体时，便找不到一个与之相配的笼罩性的道德观念。而将这个团体缩小到一个社会，也同样缺乏具体的可以广而用之的道德要素。
l:LANG="EN-US">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合而成的社会，由己推出去的关系绝大部分非父子、非昆弟、非朋友，于是“孝悌忠信”一类的道德要素都适用不上，同时我们又找不到一种可以适用于整个团体的道德。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12]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外出打工时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往往也局限于同乡或亲戚内部，不愿意或惧于与陌生人交往，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导致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狭窄，也使其自身的“边缘人”倾向越发明显。
l:LANG="EN-US"> 21世纪是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从农民走向市民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进步。作为这种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的农民，必然会经历一个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必须不断克服衍生自乡土社会的诸多与城市生活不和谐的因素，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增强其城市适应性，实现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最终完全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注释：
l:LANG="EN-US">[1] 见陆学艺：《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l:LANG="EN-US">[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0页
l:LANG="EN-US">[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页
l:LANG="EN-US">[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0页
l:LANG="EN-US">[5]齐美尔：《时尚的哲学》，第187页
l:LANG="EN-US">[6]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4页
l:LANG="EN-US">[7]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5页
l:LANG="EN-US">[8]见《社会心理学》，第237页
l:LANG="EN-US">[9]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2页
l:LANG="EN-US">[10]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0页
l:LANG="EN-US">[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7页
l:LANG="EN-US">[12] 见陆学艺：《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参考文献：
l:LANG="EN-US">[1]l:LANG="EN-US">《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5月第一版 费孝通著
l:LANG="EN-US">[2] 《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第4次印刷 王处辉主编
l:LANG="EN-US">[3]《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郑杭生
l:LANG="EN-US">[4]《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第三版 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
l:LANG="EN-US">[5] 《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齐美尔著
